致亲爱的华总负责人，
一直以来，小弟写评论都不愿触及华团江湖事务。首先，当然很庆幸的我们堂堂大马华总总陀主能够纵横大中华圈子政经关系网络，或许乃是我国华社之大幸。
依小弟粗略的观察，华总在各中文媒体的文稿也是一贯"小心翼翼"与"四平八稳"的。可惜的是，当小弟看到堂堂大马华总总陀主--丹斯里方天兴竟然可以那么的高瞻远属，并越洋评论上海世博会，小弟可真是"冻未条"了。
大马华社正在经历着这新世纪挑战，无论政经文教各领域都面临着时代的转折点。面对着全球化竞争、老马与PERKASA的种族主义论述、新经济模式与第10大马计划、司法公正、贪污腐败、政府效率、华社人才流失、柴米油盐醋（如统制品执照）、赌球……等等一众事关我们生计的问题时，华总你的领导力在那里呢？
似乎华总一众多博士菁英们更喜欢带我们去游花园，而且还是上海世博会这世纪大花园。当然游上海世博会增见闻，开眼界固然重要。而关心设立"海外通道"也无妨，大可不必劳动我们的总陀主。小弟更希望看到的是华总"文枪"们（文胆缺没有胆，文棍又过度贬低）少来那些"不汤不水"和"四平八稳"的文告，虚心向你们子会 - 雪华堂般看齐，对社会议题的反应敏锐和言论直率一些。不然总有一天好比308政治海啸一般，以为机关算尽（对当政者阿谀取宠），江山（华社）已不在。
最后，小弟为人直率，但出身低眉，才疏学浅，言语也许粗枝大叶。如有得罪之处，愿华总菁英们大人有大量，莫见怪。谢谢。
剑逸上
2 条评论:
华总向政经利益靠拢，紧抱中国大腿，已非新鲜事。请看下面这则一针见血的评论。
http://merdekareview.com/news/n/13637.html
利益的桥梁，民意的堵墙
作者／谢伟伦专栏 Jun 04, 2010 12:12:48 pm
【异国夜行／谢伟伦专栏】诗人艾略特（T.S. Eliot）曾有名句：“四月是残酷的月份”。中国驻马大使刘健高唱骊歌在即，虽未见漫天飞霜，这个六月对国内华团诸公来说更是伤感断肠。
刘健莎哟娜拉虽不同于刘翔伤退，华团大佬们却跟京奥粉丝一样心碎。这齣马来西亚版的“公车上书”失败告终，已属意料中事，段段迹近露骨的滂湃表白，更似一篇恋人絮语：
方天兴（华总）：我欣赏他是个重感情的人，对他“暂时离开马来西亚”犹感可惜。……我们除了希望他留下来之外，也不能做什么。
钟廷森（商联会）：我们为失去他而惋惜，也在此祝福他。
陈凯希（马中友好协会）：挽留是我们的责任……希望华团展开的挽留工作能获得正面回应。
杨天培（马中经贸总商会）：刘健相貌堂堂、博学多才，表现卓越非凡，可说是现代郑和。
戴小华（文化协会）：一直不知道刘健也是出色的作家，希望今后有机会跟他在文学上切磋。
原本约定相守不离不弃，却因为伊的离任调职而劳燕分飞，上述看似无义的喃喃情话，其实充满了失恋中人的贪嗔痴想、无法以正常语言逻辑规范的自然失序，华团领导人的格局与识见也一览无遗。
挽刘事件：马中政商现形记
每个人都有被真诚对待的权利，政商逢场作戏最忌弄假情真。政治暨外交权力与经济利益相互影响，“权”与“钱”互渗，史上常见。封建专制时代，有捐输救国，也有鬻官卖爵；民主时代，有商人以其经济实力，进行“国民外交”，以弥补官方外交之困难，也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金权政治。
满清的官僚制度发展到末流，更出现了捐官制度与买办制度。凡是乡绅捐给官方足够的钱额，不必经过文官考试，就可获得一官半职。腐败的政府鬻官卖爵赚钱，乡绅也因此得到半官方的地位。买办制度，则是为西方与中国之间贸易的一种仲介机构，买办为洋行，和中国商业的交流提供必要联系。这种买办制度发展出来的行商，最后就独占了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
十九世纪出现的琼记洋行、旗昌洋行、怡和洋行，是众所周知的买办贸易组织。他们最后扮演的角色，并非只在经济活动方面产生作用而已，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晚清的郑观应、盛宣怀，都是最明显的由买办变成资本家，又变成官僚的例子。
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台湾，更形成一种新的捐官制度与买办制度。当时成立的“海峡交流基金会”，便是国民党为了摆脱它在大陆政策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遂设计一种所谓的民间中介机构，来处理中国与台湾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事务。凡是资本家、大财阀能够捐出一笔庞大的金钱，就可以在这个中介机构里谋得重要职位。当时，国民党的资本家兼中常委辜振甫，能够出任“海基会”董事长，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个基金会以民间财团法人的形式作为掩护，代理国民党难以出面掌理的事务，代办两岸人民出入境与经贸的工作。一个现代版的“买办洋行”于焉成立。
由于它是“民间”的买办机构，因此可以逃避民意机构的监督。由于它将承办对中国的贸易事务，因此可以垄断海峡商业交易的巨额利益。国民党设计出来的这种捐官与买办合一的制度，完全不必负起任何政治责任，但有可以为其大陆政策找到出口。
国民党至今仍然深信，这个基金会的功能，不仅在于保障两岸人民往来的顺畅，并且也是两岸迈向统一过程中的一项关键性步骤。“它是海峡两岸之间的一座桥，而不是一堵墙”，当时的行政院长郝伯村这番话，更让人看清楚，通过这个仲介机构，两岸统治者的利益终于能够结合起来；再也没有第二座桥梁能够证明，台北与北京的统治者心态是多幺一致。
当时如此操作下去，就像清朝的买办制度那样，买办最后必然主导对外贸易的方向，“海基会”将可优先获得对中国的海运权、航行权、贸易权、投资权。台湾与中国之间的直接通航，在九零年代期间将会开放。国民党在“三不政策”的禁律下，禁止民间与中国建立直接接触的关系。数十年来，海峡两岸的秘密与间接贸易，完全由国民党一手独占。在民间的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开放门户。为了维持长期以来的垄断利益，也为了顾及国民党本身的政治立场，基金会的设计乃应运而生。所以，一旦通航开放之后，在辜振甫与汪道涵以文会友、以戏传情的潇洒笑谈中，与“海基会”相关的利益必定比任何民间机构还更早得到特权。（当然，李登辉后来的“戒急用忍”和陈水扁的“小三通”则属后话）
华社，掮客永远与您同在
辜汪两老相继辞世后，旧模式不可能再复制，但政商关系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场域仍然根深蒂固，只是时空环境不同，所呈现的政商模式也有差别。你看政客每每将“人民”朗朗上口挂在嘴边时，其实，“人民是谁”或“谁是人民”却从未被清楚指出来。这种虚幻飘渺的情境下，“人民”和神、灵、鬼等异次元空间的存在体并无二致。“华社”一词之误用与滥用，亦是如此。
何谓华社？华社在哪里？那些希望（中国外交部）允许刘健“逗留”多一些时间的华团就代表华社的声音吗？就算我们退一步，不多加责难，既然刘健重要到必须向中国外交部“进谏”挽留，用华团诸公的说法是“反映华社心声与意愿”；我们又是否有理由要求这些声称代表华社的老大们有种一点，用同样标准，请挑拨种族情绪的慕尤丁和公然贿选的纳吉立即下台？或至少吐露些象样的话。
否则，只敢挽留，不敢呛声，说穿了不过是为背后攫利与网络筹谋。刘健收拾包袱回京，究竟跟“华社”有什么关系？华总、马中经贸总商会及马中友好协会等红顶商人，跟刘健藕断丝连是你们家的事，无须言必称“华社”，把张三李四街坊邻居都拖下水。
敬告方天兴等人，赵明福离奇冤死、万挠高压电缆绕道抗争、阿密努拉希小弟遭警击毙、政治力干预新闻箝制媒体、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九载、《大专法令》紧勒学生咽喉、东马数以万计原住民苦盼公民权投票权……，还有您彭亨老乡的武吉公满反毒运动，阁下与刘健吃饭握手的次数应该远超过对当地的造访吧？这些才是攸关全国华社乃至于全体国人权益的大事！
从“挽刘事件”的突兀矫情，就可发现：这一副副甘于在政治夹缝中左右逢源的嘴脸，以政治手腕作为商界利益和马中政府的“忠诚掮客”（honest broker），绕过了公民社会对公共政策的审议和公共利益的诉求，只凭借媒体化妆术维持虚幻的位置与高度──所谓华团，绝大部分早已沦为一群利益集团了。
看 Click Rate，已经知道大家“睬华总”都傻。
只是华总想要强出头，扮中国通，太恶心了吧！
故意炒他们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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