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薪金RM 900的百年孤寂

刚刚‘爱民如子’的公子首相阿吉哥在一番迟疑之后，终于让 RM 900/800 的东西马最低薪金制在千呼万唤下始出来。身为中小企业老板的小弟，心情可是非常复杂的，理性方面相信经济学的道理，或许高薪才是大马经济的出路。也了解作为企业主的是应该体恤员工们面对通胀的压力。感性方面除了担心高薪无法换来更高的生产力，同时更担心顾客们（零售业者）经营将会愈加困难甚至于陷入危机。这些都是不少本地中小企业主们对实行最低薪金制的一些困惑。

若抛开这些较为切身小我的想法，以社会人文的角度去看我国实施最低薪金制。以一些国外经验，小弟担心的是社区人口迁移 – 即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乡镇区（小/微型乡镇），将面对先一轮的中小甚至微型企业大量迁移，导致居民的迁移。问题症结在于缺乏竞争力的乡镇区，面临更少的经济领域（批发、零售、工业等）能够负担得起以最低薪金聘请员工，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更少的商业/就业机会让居民被迫向外寻找工作，而离开郊外乡镇区，最后或许只留下农场主和农业员工）。到时候，以一些先进国家（日本、澳洲、纽西兰等）为借镜，乡镇区只留下一大堆的老人，剩下低竞争力的小/微型式的家庭式经营，提供非常非常有限的商品与服务，慢慢走向荒芜落魄。

至于有相对较强竞争力的大都会和城镇区（城市区、城镇区和中小微型市镇），将会迎来另一波的企业迁移（中小甚至微型），和跟着而来的人口迁移和进一步的城镇化。我们虽然很难判断这类型的人口迁移，是好是坏。往好的方面看，新一轮的城镇化也许是推动经济成长的催化剂。但是往坏的方面想，新一轮的城镇化不止是对乡镇区社区文化带来非常深远的破坏，更可能是触发新一轮财富集中化，并加大大都会区、城镇区和乡镇区之间的贫富鸿沟。

综观巫统-国阵政权在制定最低薪金制的魄力，好像忙于钓取选票，多于实在的经济考量。若由这几年前的Sime Darby大合并到最近的FELDA的农基大企业上市的趋势来看，巫统-国阵精英不止沉迷于搞什么世界级的农基大企业，似乎瞄准新一轮乡镇社区迁移和重组的商/契机，进而从中榨取更大的利益。至于，民联这边好像还是停留于空有最低薪金制的框框，确看不到其内涵。依我国的经济趋势来看，最低薪金制将会是势在必行。留下的问题只是在花多少时间并如何政策“进行到底”，以及为我国经济、社会和社区文化所带来难以预估的改变和冲击。